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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电视游戏节目《非常6+1》的文化分析

[作者:陈颖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08-9-16 23:44:16  阅读:3393次][字体:字体颜色]
 

    近年来,电视游戏节目在我国电视荧屏上破土而出,在相互竞争中开辟了一条醒目的游戏之路。电视游戏节目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人们工作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压力增大,各种因素使得人们需要多样化的娱乐活动来缓冲社会压力,实现身心的休养生息,而电视游戏节目就是其中重要的廉价的文化消费形式之一。正如英国媒介文化学者加里•惠内尔所言:“电视上一系列的竞争形式只不过是更广义上的文化竞争而已。电视竞争不仅为林林总总的娱乐节目提供一个框架,同时又担当了重在成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载体”。”在游戏中竞争,在竞争中游戏,是许多电视游戏节目的内在规则和不二法门。 《非常6+1》正是这样一个充满新奇与悬念的狂欢化电视游戏节目。 
    一、《非常6十1》——一个大众狂欢的电视文本
    正如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所预言,今天许多普通人在中央电视台《非常6十1》节目中也纷纷“潇洒走一回”,在“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狂欢状态中,圆了一把明星梦。CCTV—2的游戏节目《非常6+1》开播于2003年10月26日,其宗旨是“圆普通人的明星梦”。节目播出以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也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根据巴赫金的说法, “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演出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例如大街、小酒馆、道路、澡堂、船上甲板等等,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对照《非常6+1》的实际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正是一场利用现代传播技术精心营造的电视狂欢节。
    《非常6+1》是—场平民化色彩强烈的游戏,按照规则,在每一期节目中会根据观众推荐,在普通百姓中寻找出3位文艺爱好者,由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6天突击培训,并且在最后一天,第7天,让3位参与者登上明星舞台进行表演,由现场观众当场评选出本期表现最佳的“非常明星”。
    在参赛者中既有下岗女工、男护士、自由职业者,也有个体户、机关干部、女军人,还有外企白领、铁路职员、大学毕业生;他们表演的节目也不外是歌曲、小品、舞蹈等等。参赛者们的职业虽有不同,但共同特点是都是普通的草根百姓。他们现在从事的职业与“演艺事业”虽有很大的反差,但对艺术表演都有着很深的热情和感情,都希望登上并且登上了国家级电视台的大舞台。正如主持人李咏所说:“明星也是从普通人过来的,此前也要付出努力;但电视不可能把明星艰辛的成名过程展现出来。我们就决定圆普通人的明星梦。事实上,很多人都有明星梦,只是因为历史和环境的原因,不具备成功的平台。我们就是要为他们搭建一个圆梦的平台”。《非常6+1》的火爆成功,就在于为平民选手铺设了一条条“星光大道”,构筑了一个个梦想舞台,使得现场和场外的观众们仿佛参与了一次又一次的晚间狂欢。在这样的狂欢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亲昵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等级暂时退位,现场的所有人之间都处于一种狂欢化的关系当中。
    为了实现这样的电视狂欢, 《非常6+1》安排了大量的互动环节。节目主要有这样几种互动关系:参赛者与主持人之间的互动(包括非常寻找与现场谈话),参赛者与专家团之间的互动(预演中心的魔鬼训练),参赛者与现场观众之间的互动(问答、表演及喝彩),主持人与现场观众及场外观众的互动(诙谐言说、电话连线),现场观众与场外打电话观众的互动(挑选现场“砸蛋”委托人、观众争夺“砸蛋权”的喊叫声)。各种互动关节点都可以形成特定的狂欢场景和狂欢场面,构筑成为一个电子的狂欢广场。
    节目类似于“现场直播”的效果,这样至少造成了两个层面的“狂欢广场”:游戏现场及其与电视机前所有观众之间形成的更大的游戏广场。
    在游戏现场,每期节目开始的时候,李咏和俊男美女组成的“非常舞蹈队”都要在“非常大乐队”的奏乐声中热舞一番,其目的在于“热场”。之后,李咏在与“非常音乐”的一唱一和插科打诨的“开场笑话”中,调侃着别人,也调侃着自己,引发了观众一阵阵的笑声。 “狂欢节上的笑,本身也具有深刻的两重意义。从来源上看,它同远古宗教仪式上笑的形式是有联系的……宗教仪式上的笑,是针对太阳活动中的危机、天神生活中的危机、世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危机(葬礼上的笑)而发的。这笑里融合了讥讽欢欣”。这笑声,标志着现场所有人员心情的松驰和自由,人们慢慢暂时忘却日常生活中的高低贵贱,逐渐“入戏”。其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明显提示着这一种非常态的情境,这时“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规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
    为了营造这种“翻了个的生活”的氛围,主持人“降格”自身,自我脱冕,既嘲人又自嘲,从隐喻的国王变为“小丑”,使群众觉得可亲可近,感受到宇宙人生的双重性和相对性;也使得观众在自我欺骗中觉得自己“人格”升华并高尚起来,“俯视”别人的表演。而某些参与者在现场也会中了李咏的“圈套”,成为被善意嘲弄的对象。
    在2004年1月22日播出的一期节目中,参赛者李静(处于“孕妇”状态)和主持人李咏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
    李咏(一本正经地):“你是几月要生孩子”。
    李静:“我是三月”。
    李咏(掰了掰手指头):“去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跟非典作斗争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
    李静(不好意思地笑,观众席上传来笑声):今儿这观众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不怀好意呀?! (然后自笑)非典的时候我也忙活着呢!(众笑)
    而在2004年2月1日的另一期节目中,有一位正和李咏连线的观众,突然提出了一个愿望,就是他觉得负责拿蛋的礼仪小姐很漂亮,其愿望就是和礼仪小姐说上几句话。而当李咏故作不情愿地为他们把电话接通,怀抱激情梦想的电话连线人话语却略显紧张,礼仪小姐也有些腼腆,他们不尴不尬的“现场情话”,大大刺激和释放了现场观众/电视观众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使他们发出狂欢节上双重性的笑声。而这,也许正是节目制作者追求的审美效果。李咏和礼仪小姐的花样舞蹈与适度调情,无疑使得许多观众的心理愿望的实现合法化公开化。
    饮食男女本来就是民间诙谐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谈恋爱、结婚、胎教、生孩子成为《非常6+1》触目皆是的话题,也并不奇怪。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无伤大雅的饮食男女话题,是与古往今来平民百姓的生生死死紧密相连的(如至今流行民间的“闹洞房”习俗),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低俗和庸俗。
    对于场外观众而言,他们不但通过这种近似直播的表现直接感受到了游戏现场的气氛,而且在“实现梦想”的电话连线环节中获得了某种“在场感”。联系现场和场外的“通道”和“通信员”,是每期节目中的6个电话连线观众,他们被节目组“随机”抽取,并且大多可以得到一份价值不菲的“梦想礼品”。在象征意义上,这6个人代表了所有电视观众。电视观众委托他们6人,这6人又分别委托自己的现场“砸蛋人”,“砸蛋人”们与主持人、“拿蛋小姐”的狂欢化亲昵化的肢体接触和言语嬉戏,在“金花四溅”的有无之间,制造着一个个“狂欢景点”,此时电视机前的笑声和现场笑声融为一个共时的完美的整体。所以,正是因为电话连线以及6个电话“听众”符号化的存在,才造成了“全民性”、虚拟化的电视狂欢广场,而节目现场只是作为“大本营”而存在。
    通过物质的和心理的营造,在建立起有形的和无形的狂欢广场上,一场场以平民的加冕为核心的仪式精彩呈现。
     二、人间一地狱一天堂:平民的加冕仪式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一仪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中”。在《非常6十1》中,核心事件就是给几位平民“加冕”——让他们由草根层的普通百姓暂时成为光彩夺目的明星。
    2004年2月1日的参赛者中,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小伙子,叫熊科嘉,小名“猪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他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熊科嘉的父母本来在瓷都江西景德镇工作,但为了儿子熊科嘉能成为帕瓦罗蒂那样的歌唱家,举家来到北京,开了一个造茶壶的小作坊维持生计,供儿子读书。他们对儿子可以成为歌唱家的强烈信心来自于熊科嘉的“出生故事”。据节目中熊科嘉自己的讲述,他出生时自己家的厨房塌了,圈里的猪也都跑了,因为他出生时大嗓门的哭叫声“惊天动地”。当邻居把“孩子生了,你家的猪跑了”的消息告诉熊科嘉的父亲时,他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当歌唱家的料,并为达此目的九死不悔。
    出身平民的普通大学生(“穷小子”形象)和歌唱家的距离和反差是很大的,当主持人李咏在作坊里找到正在端着一大排茶壶的熊科嘉时,他激动得不知所措。熊科嘉的声音被专家们评为“音色纯美”,中间他还被带到中国最好的剧院保利剧院“试场”,熊科嘉自语“以后要真的能在这儿唱就好了”。经过6天训练,熊科嘉西装革履地上场,走过星光大道,像帕瓦罗蒂那样唱起了意大利民歌《今夜无人人睡》,一群手拿蜡烛的小姑娘环绕在他身旁,使得他愈发像一个被加冕的“音乐之王”。但随着主持人宣布“让我们记住帕瓦罗蒂的接班人熊科嘉”时,熊科嘉的表演秀结束了,这位狂欢国王又被还原为一个平民百姓。实际上,控个游戏过程中的熊科嘉一直具有“雌雄同体”的双身性和双重性。
    狂欢人物都是“双重性”的,处于在生活和艺术的交界线上。“梦境、幻想、颠狂——它们使人和人的命运无法获得史诗和悲剧中的那种整体性。这是因为在这人的身上,发现可能存在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生活;这人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单一性,他变得不像自己了”。就参赛者来说,处在节目现场的他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既是丑小鸭,又是白天鹅;既是现实中的普通职业者,又是一颗灿烂的明星。这种百感交集、五味杂陈的感受,就是一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
    在《非常6+1》中,让“普通人圆明星梦”,其实相当于古代众多民间传说中的“成仙经历”、“仙凡同体”等形象模型。但这个由人间飞向天堂的过程却应该是艰辛的,需要有地狱般的磨难。在节目中,这个过程被隐喻性地安排在六天的“非常训练”里。
    “非常训练”成为“地狱”,参赛者在这里被“骗子”和“魔鬼”(培训专家)痛苦地改造和折磨,尝尽实现梦想的艰辛代价,许多参赛者几乎要放弃继续追寻梦想,退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在“游戏现场”参赛者才重新感受到鲜活而自由的空气,感受到观众善意友好的瞩目和艳羡,耳边传来主持人这位小丑国王狎昵亲切以家人、同事、战友的良好祝愿。“梦想舞台”成为“天堂”,当选手们步上星光大道,一步步走向梦想舞台,也就是他由“凡人” (平民)变为“神仙”(明星)的过程。当他享受着与大明星一样的礼遇,有众多美女伴舞,有专门为他配备的演员与他演对手戏,有眩目的灯光为他闪耀,有激情澎湃的音乐为他抒发心灵感受,有七彩烟雾在他的心田缭绕,有热情的观众为他喝彩,选手们此时在外表和内心已经完成了向“神仙”的转化,梦想舞台就是他的奥林匹斯山,而他此时此刻就是和那些“大腕”一样的“大明星人物”(虽然他很快就要被脱冕,从狂欢化高峰体验中脱离出来,回归他或她的日常生活)。
    乔大雁是2004年1月18日播出节目中的一位参赛者,职业是西安某地农林局动物标本仓库的保管员。训练前考核时,导演对他的评价是“缺乏热情,没有舞台控制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人”。长期生活在底层,使得他虽然热爱表演,却非常“怯场”。他曾极度沮丧,躲到室外偷偷哭泣,甚至想放弃表演。后在表演指导的耐心鼓励下,尝试到大街上当众表演,才慢慢恢复了自信。在第6天的“求爱”一场戏中,面对虚拟的“爱人”,他完全入了戏,眼泪留下面颊,表示“明天到舞台上一定比别人演得都好……”。正如李咏对他所言,“也许《6+1》根本上不能帮助你改变什么,但我相信它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 《非常6+1》正是要为普通人制造乌托邦美梦,走上梦想舞台,美梦成真;当走下梦想舞台:这个美梦或许又破灭了。但是,在这短短的7天里,参赛者毕竟走过了一个从人间经过地狱,最终上升到天堂的梦幻历程。
    “幻想用在这里不是为了从正面体现真理,是为了寻找它,引发它,而主要是考验它。为了这个目的,‘梅尼普讽刺’里的主人公上天堂,人地狱,游历人所罕知的幻想国度,面对异乎寻常的人生境遇”。不仅是节目的参赛者,现场的和场外的观众同样随着节目的进程回旋于人间、地狱、天堂之间,体验着人生境遇的强烈反差和疯狂世界的感受。
    对于熟悉西方文化的人来说,“6+1”这一程序本身的符号意义显而意见。上帝用6天时间创造了世界,他在第7天安息。而在《非常6+1》中,剧组用6天创造一批 “明星”,第7天则是这些选手们“换装”的日子。这意味着他们的升格游戏和蜕变过程到了最后阶段。这种换装,不仅是参赛者外表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不仅是选手个人的事情,也是整个《非常6+1》游戏节目乌托邦梦幻深层结构的象征。当参赛者在“非常谈话”中微笑着观看自己在专家团的“骗术”下“艰苦训练”的浓缩镜头时,实际上是在重新回顾自己的蜕变游戏甚至成长历程。游戏现场的“星光大道”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本来是那些已经成名的演艺明星和权贵们的“红地毯”,不是平头百姓所敢随意问津的。而当这些“丑小鸭”在主持人李咏骑士风度的礼送下步人星光大道,观众的内心视象看见了他们正在缓缓升格为“白天鹅”。“梦想舞台”上的“非常展示”,则表示平民被加冕为狂欢节国王。
    在游戏节目中,参赛者升格和主持人降格过程是相继交替、瞬间变换的,因为狂欢节上的加冕就意味着后来的脱冕,或者说加冕就是脱冕。随着作为普通人的选手在非常展示之后的结尾,被主持人宣布“让我们记住青春靓丽的……”之时,白天鹅又变成了丑小鸭,电视游戏节目也在此时完成了一个小的循环。 《非常6+1》中狂欢人物“雌雄同体”、 “一体双身”的形象存在着内在的反差和张力,是因为他们处在生活与艺术、个人与角色的交界线上,处于人生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岔路口。在狂欢化的加冕/脱冕游戏中,他们瞬间感悟了人与世界存在的双重性和荒诞性。
    三、戏仿策略与平等感受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狂欢式”指的是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的实质,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戏仿” (parody)是狂欢式的本质,狂欢化的体裁本能地蕴含着戏仿。戏仿策略具有两重性,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可以被讽刺模拟的地方,亦即有自己可笑的方面;一切事物无不通过死亡而获得新生,得以更新。戏仿策略和“变易”的狂欢精神,同民间诙谐和笑声不可分割,它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非常6+1》作为当代消费社会中电视这种高科技传媒制造出来的大众狂欢节,虽然与“原始狂欢节”有了种种不同,但戏仿策略的“节庆性”始终是贯穿其中的。
    《非常6+1》作为具有后现代意味的平民游戏节目,其中充满着大量对“神圣/高雅”语言文本(包括格言、箴言、语录)和影像文本的戏仿和颠覆,在破坏中建构着自身的文本意义和快感。在游戏节目中,有许多“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等等”。例如,主持人把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段经典话语戏仿性借用作了《非常6十1》的标志性符号: “梦想是你们的,梦想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梦想还是你们的”。
    在一期节目的开场笑话中,这位《非常6+1》的狂欢国王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大加调侃:“其实我非常羡慕我们的《新闻联播》,你看《新闻联播》呀,人家一播出的时候都是成双成对的,男女搭配……(突转)唉,你们想想如果我要去播《新闻联播》,跟邢质彬邢大姐搭个拨,我觉得肯定比罗京他们强。”(乐曲,笑声,接下来李咏开始戏仿播音)“观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有“拨苗助长结硕果,齐心协力奔小康。今天继续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1》的系列报道(二)。” (转而滑稽地模仿记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城的边上,中央电视台《非常6+1》的演播现场,现在我满眼看到的都是忙得无所适从的工作人员和闲得手舞足蹈的观众朋友(掌声,笑声)……”(见2003年11月2日播出的《非常6+1》)。
    作为平民游戏节目的《非常6+1》,在文本样式、程式、风格、意义等方面,还可看作对《艺术人生》、《非常十分》这类“名人节目”的戏仿。《艺术人生》每期也会请到一位或多位正走红或者功勋卓著的老明星,讲述他们从艺旅程的辛酸艰苦和酸甜苦辣,每每明星们讲到伤心处会被自己感动,眼泪纵横,观众也会被现场的“悲情”氛围深深感染。这类节目给人的观赏效果是“怪不得人家是大明星,原来经过了这么多坎坷风雨才修成正果”,因而更进一步加强了“下对上”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心理。
    《非常6+1》则“反转”了《艺术人生》的节目程式和意义:一个普通人只不过需要仅仅6天的训练,就可以像他们原来崇拜的明星们一样登上大舞台。 《非常6+1》的文本意识形态效果是“春风杨柳万千条,人民大众尽舜尧”,“梦想在你心中,机会在你手中”,在特定的狂欢氛围中它让平民重估了“下与上”的社会关系,传递了一种平等主义意识。尽管这种乌托邦意识并不能真正使得普通观众的社会地位瞬间得到改变,但他们给予普通人的精神和心理解放现象仍是重要的。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电视游戏节目和众多的狂欢化通俗文本(大众文化产品)被称作社会的安全阀和出气口。
    “游戏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主义”,可以看作《非常6+1》的人文追求,而这样的游戏节目在目前我国的电视界为数还不多。在《非常6+1》的参赛者中,固然有部分爱好表演艺术的厂长、经理、电视节目主持人、地方演艺名人等“成功人土”,但更多的则是作为无权阶层的“普通人”:动物标本仓库的保管员,供电公司的架线工,宠物医院的护士,贫困的大学生……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格局中,他们应该算是“弱势群体”。如果谈到《非常6+1》节目的“个性图章”它给予观众强烈审美震撼的不是因为让观众又见到了大明星的一张张矫情的“熟脸”,而是让最广大的电视民众看到了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走上了国家级电视台辉煌而不无夸张的大舞台。在观众产生强烈认同与移情的过程中,电视台制造着一个又一个“平民英雄”的神话。一个《非常6+1》的忠实观众,可能很长时间难以忘记熊科嘉、乔大雁这些普通人的名字。正是他们在《非常6+1》文本中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和生活信心的恢复,成为了节目“迷人魅力”的“卖点”,吸引并打动着电视机面前的观众,促使着节目的收视率不断攀升。“经济频道”开办的《非常6+1》平民游戏节目,具有着较高的审美晶位和人文精神,而其秘密所在,是采取了戏仿策略,在一个个周日的晚间为电视大众制造着一个个狂欢节。
    事实上,在《非常6+1》营造的狂欢氛围中,无论是参赛者、现场观众还是电视观众,都感觉到一种身份和人格上的平等意味,体验到一种迥异于日常生活的身心自由状态,用巴赫金的话说就是“狂欢化世界感受”。
    随着一个个平头百姓在与狂欢节之王的“边沿上谈话”之后,走过星光大道,进行梦想展示;随着电视连线的观众与主持人之间狎昵性的会谈以及委托人手起锤落“金花四溅”,观众的心情也随着节目的节奏起起落落,回旋于高低升降之间,进入特定的狂欢时空。作为《非常6+1》双重性的加冕脱冕仪式,使处于游戏状态的人们体会到宇宙人生的交易性和相对性,体会到再生与更新的精神:人们可以登上舞台表演,但这表演终要结束;主持人尽管是狂欢节永久的国王,但在参赛者表演之时,他的武功暂时被“废除”;选手们尽可辉煌展示,但只有一位“非常明星”。
    “狂欢节加冕和脱冕的演出,自然浸透着狂欢式的诸范畴(即狂欢式世界的逻辑):随便而亲昵的接触(这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脱冕中),狂欢式的附就关系(奴隶与国王联到了一起),粗鄙(玩弄最高权力的象征物),如此等等”。狂欢时间是一种“被剔除的时间”,在这“第二种时间”中,种种等级束缚(阶层、官衔、财产、职业、学历、年龄、地域、性别、口音)暂时失灵,如到了“西天”的孙悟空一样,人们头上的“紧箍咒”被小丑国王的滑稽笑谑所解除,生活以半现实半游戏的面目呈现出来,所有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贫与富、卑微与高大、雅音与郑声订下婚约结成同盟,人们暂时以平等身份汇聚到了一起。
四、难以成真的美梦
    钟敬文先生认为:“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从历史上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存在不同形式的狂欢化活动。它们通过社会成员的群体聚会和传统的表演场面体现出来,洋溢着心灵的欢乐和生命的激情。”而在工业化的当代社会中,这种民间自发的狂欢活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在电子信息和电子媒介时代,民间狂欢同世界上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找到了自己的电子代用品。《非常6+1》就是典型的一例。
    约翰•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谈到了电视游戏节目使人“愉悦”的三个原因:社会凝聚力、认同感和安慰与鼓舞作用。在他看来,人们需要并乐于在生活中享有一定数量的仪式,工作、教育、地区、口音全都倾向于将我们彼此分隔,而仪式将我们带到一起并在一段时间里消除我们之间的不同——这些不同令许多人感到不公平。在游戏节目中,绝大多数参赛者条件看起来很平常,甚至是和他们一样的“平民”和“普通人”,通过自居作用,观众比较容易认同参赛者。通过对优胜者的认同,观众可以分享胜利者的激动和喜悦;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感受到失败者的悲伤和失望,但这比承担他们自己的失望要容易。总起来说,电视游戏节目相当保守,讲究原则,包含了不管种族、肤色、性别、地域和阶层都生而平等的“神话”。这里的意识形态效果是:你认识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懂得什么。如果你没有成功,那是你不够努力,否则你就会获得足够的知识或者好运气。
    基层工农群众由于其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很少有“登台表演”的机会,主体话语的发挥受到较大限制。在一些电视节目(如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中,普通百姓的身影也并不难见到,但很多时候是文本生产者以“俯视”的视角去看待、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因此他们更多地成为被单纯同情的对象,被看的“景观”。无论如何,基层工农民众是当代中国“人民”这一概念的主体,在影视文化中让他们自己成为自己、自己表现自己是非常必要的。约翰•费斯克认为,平民游戏节目中的狂欢因素“可以回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压抑并使得权力关系暂时退隐”。《非常6+1》一定程度上戏仿/反转了现实社会结构关系,在非常游戏现场将不平等的人际关系“拉平”,让大家在同样的游戏规则和游戏过程中公平竞赛, “非常明星杯”前见高低(尽管节目的竞赛因素实际很薄弱),是对日常生活权力关系的有意“脱冕”和“忘却”,使大众在狂欢审美中获得平等感受。《非常6+1》“平民娱乐”的做法不可能尽善尽美,事实上它只是根据“做节目”的需要,挑选具有基本表演才能的普通人去实现其“梦想”(实际上参赛者中几乎没有农民劳动者,现场观众大都是城里人),但这种游戏节目的“做法”,仍然具有积极的意识形态效果。
    作为一种另类的“真人秀”节目, 《非常6+1》删去了国外同类节目残酷的生存淘汰,而代之以“优中选优”,形成一种以情动人、“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叙事模式。它戏仿、反转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迎合了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在乌托邦笑声中使得人们感受到“只要有机会,丑小鸭也会变成白天鹅”。那些生活中普通人带上他们的梦想来到了《非常6+1》演播现场,在狂欢氛围和虚拟情景中完成了他们的梦幻表演,圆了心中梦想,甚至夺得“非常明星杯”,成为了“一夜明星”,获得现场观众热情鼓励的掌声—。“大众娱乐节目展示给人们的是一派丰富多彩、朝气蓬勃和团结向上的景象,与现实生活中较常见的物质匮乏、精力不济、孤单无依形成对比……(它)始发于乌托邦情调,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物质匮乏,没有身心疲惫和精神寂寞之忧的理想化世界”。
    站在文化批判的角度,我们可以发问:当这些普通人带着梦想到《非常6+1》狂欢7天之后,它们的生活状况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变呢?众多的电视游戏节目制造出来的媒介意识形态效果,正在向全社会传递着这样的印象:“大众是快乐的”、“大众是无忧无虑的”、“只要给普通人以机会,人人都可以成为大明星”……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大众幸福的“明星神话”,这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真实的艰难的生存境况。而就社会整体来说,短暂的电视狂欢之后,更多的是要面对艰难的日常生活。
    站在精英艺术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说: 《非常6+1》这类狂欢化大众通俗文本,对高雅文本和严肃文化形成了戏仿和冲击。电视游戏节目作为狂欢化通俗叙事,属于“低级体裁”。在艺术大众化的消费文化语境下,它们具有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和强烈的戏谑色彩。作为一种感性形态,它们对以理性为内核的高雅文本和“高级体裁”产生了某种颠覆作用。
    即使从纯粹的民间文化立场出发,我们也可以说,电视游戏节目毕竟是一种被大众传媒制造出来的“人工狂欢节”,它同那种民间自发的、原生的、具有深厚民间诙谐文化传统的民间游艺活动,有着巨大的差距。民间原生狂欢节的全民性和原始生机,在游戏节目的电视狂欢节中都不得不大打折扣。
    但正如民间狂欢节的普遍存在自有其现实的合理根据一样,《非常6十1》这类电视游戏节目的兴旺和火爆也反映了文化转型期大众文化崛起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在为普通大众提供了健康(尽管可能并不“高级”)的娱乐的同时,也在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为他们心中的不平提供了一个出气口,并且由此起到了缓解社会张力的减压阀作用。
    “记住,来到《非常6+1》,什么也不需要带,只要带上你的梦想”,在每期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李咏都要不厌其烦地这样告知我们。 《非常6十1》确实只是在制造梦幻,但毕竟,是一个好梦。

                                     (作者系徐州市现代影视与播音主持艺术研究院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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